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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忠烈 旷世奇才——上虞倪文贞公元璐史略

时间:2013-08-07 16:58来源:未知 作者:黄颂翔 陈海熊 夏振扬 点击:
倪元璐(一五九三一六四四),明代杰出的政治家、书画家,世称倪文贞公,上虞贺溪倪氏横山世系第十五世孙。 上虞贺溪倪氏始祖倪侅,原籍山东青州,北宋末年,与堂兄倪偁俱随皇室南渡,住湖州锦山。不久倪侅到绍兴做官,娶妻成家后迁到虞东之贺溪,又叫横路贺
倪元璐(一五九三—一六四四),明代杰出的政治家、书画家,世称倪文贞公,上虞贺溪倪氏横山世系第十五世孙。
  上虞贺溪倪氏始祖倪侅,原籍山东青州,北宋末年,与堂兄倪偁俱随皇室南渡,住湖州锦山。不久倪侅到绍兴做官,娶妻成家后迁到“虞东之贺溪”,又叫“横路贺溪”。贺溪在上虞永和以东,因唐代贺知章曾客居溪边得名,至今尚有贺溪桥。一九五六年,横路贺溪划归余姚梁弄,今为梁弄镇横路村,但因为历史上一直属于上虞,所以先后版印的倪氏宗谱冠名为“上虞贺溪倪氏宗谱”不误。
  倪侅有二子:倪忠、倪愈。次子倪愈守着父亲基业,留在横路贺溪(上虞的花浦、南岙、里陈、上倪等倪姓村落,都是先后由横路贺溪分出的倪氏分支),长子倪忠则由“虞东之贺溪”迁到“虞北之横山”,即今小越镇倪梁村一带,成为贺溪倪氏横山世系始迁祖。
  横山倪氏世谱以倪侅为一世,倪忠为二世。至十二、十三、十四三世,分别为倪元璐曾祖倪铠、祖父倪应蕲、父亲倪涷,这祖孙三代均以德行高尚入祀上虞乡贤祠,后再加十五世倪元璐与十六世倪会鼎父子俩,倪氏接连五代从祠乡贤,从古到今举世罕有。   
 
“首论国是” 震振朝廷
 
  明朝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倪元璐中进士。此时明王朝已经气数将尽。天启皇帝朱由校生性怪癖,朝廷大事悉听太监魏忠贤处置。这个包藏祸心的魏阉趁机大肆网罗党羽,成立“魏党”,控制舆论,镇压异己,其权势熏天,连著名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不得不为他造生祠、做生日,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当时也有反对派,那就是东林党。东林党在万历年间成立,是一批由江南士大夫组成的“在野党”,这些士大夫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先后有许多著名的领袖人物。到天启年间,东林党更为活跃,他们以社团讲学名义批评政治,反对魏党,由此引发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党争。魏党凭借遍布朝野的官场势力与特务机关,编造名册,实施长年累月的搜捕关杀,东林党受到重创。支持东林党的倪元璐正是在朝野党争的漩涡中进入官场。
  崇祯元年,倪元璐出典江西乡试,考题为“孝慈则忠,皜皜乎不可尚矣”该命题明里连及庄子与孔子的有关语录(意思是忠诚出于孝慈,高尚源于清白),实则影射讥刺大奸魏忠贤。在那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这题目一出,“人为咋舌”,都以为倪元璐祸之将至。不料这时候崇祯皇帝继位,立马肃除魏忠贤,倪元璐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即为崇祯器重。
  崇祯是明代末代皇帝,历史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其实经历宦官专权的明室,已经积重难返。崇祯虽然励精图治,力图重整朝纲,但已回天乏力,加之关内李自成造反,关外满清崛起,内外交困,早已败象毕露。后世有人把明朝灭亡归咎崇祯,实在有失偏颇。在倪元璐眼里,崇祯应该是一个图存救亡、壮志难酬的悲情明君。
  倪元璐曾担任“日讲官”,给皇帝上课。一次从有关经文讲到目前经济,对着崇祯直接批评政府不作为。崇祯当时正为军饷发愁,听了一会忽然“龙颜转色”,一下把书拂到案角,转身仰头不再听讲。然而倪元璐处变不惊,继续“徐申正义,音响琅然”,居然讲得崇祯“霁然回颜”,重新就座倾听。第二天,崇祯当着众辅臣的面,说:“从来讲堂,有问难而无诘责。昨日偶尔,朕之过也。先生救正,请照常启沃,毋生避忌。”
  崇祯皇帝心胸宽容,也促成了忠诚正直的倪元璐更放心大胆地建言献策。他的许多上疏,得到崇祯的认可,还曾当朝褒扬他:“卿真学问之言,根本之计。”但是,倪元璐第一次“首论国是”却“以论奏不当责之”。
  那是崇祯登基不久,虽然魏忠贤、崔呈秀等罪魁已除,但朝廷上多半还是魏党一派。魏党余孽杨维垣一伙以攻为守,宣称东林党为邪党,要求同魏、崔一样严惩。倪元璐当时刚任翰林,竟洋洋千言上疏崇祯。他说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东林党人为国为民,揭发魏党祸国殃民的罪行,他们与魏党势不两立,怎么也会成了邪党!在国家面临颠覆的情势下,反不反魏党是鉴别忠邪的一面镜子,而杨维垣以“无可奈何”为那些当时替魏忠贤颂德建祠者开脱,那么东林党人为什么没有“无可奈何”,为什么那么有骨气?倪元璐以充分的事实与严密的逻辑揭露杨维垣转移斗争目标的阴谋。他说,东林得罪魏逆最深,受到迫害最酷,时至今日,应当体谅他们被杀被压之苦,而不应当抓住他们的小节不放。他认为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倪元璐义正辞严憎爱分明,但崇祯当时竟不动声色,因为他登基未稳,左右大多是与魏党有些瓜葛的人,所以不能一下子扩大打击面。这样,倪元璐“首论国是”未被认可。然而,政治运动既然开了口子,就不可能戛然而止,倪元璐俨然成了朝廷清理与平反运动的开路人。在他之后,就相继有官员接连上疏,为东林党鸣不平,要求把清算运动进行到底。朝中舆论逐渐倾向拨乱反正,于是倪元璐因势再上奏章。
 
殉国尽忠 彪炳千古
 
  倪元璐第二次上疏,强烈要求为被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他高度评价杨涟、高攀龙、邹元标、赵南星等东林党人的“真理学、真气节、真情操”,充分肯定他们揭露魏党统治时期“任人唯亲、诬陷忠良、无视民生、乡官横行”等天下四害,为朝廷树立了正气。倪元璐大声疾呼:“人才不可不惜,我见不可不除,众郁不可不宣,群议不可不集。”显然,这是对崇祯皇帝实行政治民主的呼吁。
  “疏上报,可。”倪元璐的主张获得朝廷认可。接着,崇祯又进一步采纳倪元璐的提议,先正本清源,烧毁《三朝要典》。这本《要典》是魏忠贤策划党羽所编撰的关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在内宫的三大案件的报告,其中莫须有地编造东林党人参与政变活动,企图把内宫的权力斗争扩大为党派之争,扩大化的目的是上纲上线,镇压东林党人,钳制社会舆论,篡夺国家权力。倪元璐彻底否定《三朝要典》,为推进清理平反运动又立首功。擢五品右庶子,旋升三品国子祭酒。
  倪元璐接着深入了解各地吏治、军事、钱粮、教育、灾荒情况,先后提出《制实八策》、《制虚八策》及《造士八议》。这些从战略高度提出的应时对策,受到崇祯的充分肯定,崇祯还把《制实》、《制虚》“粘之屏间,出入省视”。于是“元璐雅负时望,位渐通显,帝意向之。”竟深为辅政大臣温体仁所忌。
  然而明朝大势去矣。倪元璐从兵部右侍郎升户部尚书期间,曾上疏崇祯以“禹汤罪己,其兴勃也”为鉴,下《罪己诏》布告天下以挽回局势,崇祯果然同意,而且接三连四地作检讨。倪元璐做户部尚书时又向崇祯表示,必须放手让他“三做”:实做,大做,正做。包括钱粮赋税必须一条龙厘清,后勤必须清正到位,矿砂纸币一律不得作为通货以防通货膨胀,财政必须宏观调控不搞小打小闹。倪元璐还强调树立爱国的仁义信心,高度重视民心民意。他向崇祯直言:“政苟厉民,臣必为民请命。”崇祯点头叹息。于是倪元璐夙兴夜寐,更加拼命,志书上多有他亲自抓后勤、筹粮饷、督漕运的事迹记载。然而日薄西山为时晚矣。
  倪元璐的殚精竭虑不能根治大明王朝根深蒂固的腐败,他的赤胆忠心只是大明王朝的回光返照。一六四四年年初,他劝崇祯学南宋小康王南渡,崇祯死活不走。农历三月五日,李自成兵临城下,“元璐谓所知曰:‘今无兵无饷,无将无谋,人心瓦解,然吾心泰然……吾受恩深重,无可效者,惟有七尺耳!’”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攻下京城,崇祯自缢。倪元璐亦于当日自缢殉国尽忠。后人叹曰:“君死社稷,尔为君死!”盖士为知己者死也。死年五十二。史载当时李自成部下蜂拥入室,见倪元璐陈尸堂中,“知其忠臣,各叹息罗拜而去”。后南明福王恤死难诸臣,追褒倪元璐“忠烈第一”。
  今安徽灵壁虞姬墓上尚有二联,传为倪元璐所作:一、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 二、今尚祀虞,东汉已无高后庙;斯真霸越,西施羞上范家船。(按陈绵武老师说,第二联为倪元璐去上虞章镇花坎村霸王庙及虞姬庙时所题。)这两幅对联从气节立意,在虞姬、王昭君、汉高后吕雉、西施等四个女性中,独肯定“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的虞姬。细心的读者能悟出,这对联里正包含着倪元璐对自己的生命取向的自断。
 
文章华国 节义维风
 
  《上虞贺氏倪氏宗谱·文贞公年谱》中,记有一些关于倪元璐儿时的情况。其中讲到倪元璐出生才数月,一天晚上父亲倪涷抱着他指着说:你耳朵在此,你眼睛在此。天亮起来问他,他就会用手指着自己的耳朵眼睛。又,倪元璐三四岁时,母亲曹氏常“置之膝上”,教他念诗、对对子。曹氏是大家闺秀,相当有学养,小元璐因此“未入塾而诗已成诵”,对对子则是“应声立就,不假思索”。倪涷时常“随事命对”,一次家里人围炉而坐,倪涷说出:“红炉白炭”,他即答对:“黄卷青灯”;一次给他剃头,倪涷说“光头和尚”,他即对“麻面书生”。七岁时,有一回随父亲乘船夜行,月色皎洁,父亲命他写诗,倪元璐信口而出:“凭栏看舟月,看月何须仰。水底有青天,舟行月之上。”九岁时,一天倪元璐陪母亲去看牡丹花,回家后立即写成几百字的《牡丹赋》,在母亲身边放声朗读,倪涷推门进去,见其中有“紫则佳人之舞袖,黄如帝洽之垂裳” 等句子(《 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不禁赞许道:“此儿终不落人后”。
  倪元璐后来被誉为“文章华国,节义维风”,归根在少年时代良好的家教培养了他勤奋自觉的习惯品质。十五岁那年,倪涷去海南琼州做知府,行前约请了教师来家督导,并留下示儿家训,其中讲到:儿子现在正处在决定今后立业成败的关键时期,工夫不可一日错过,所立课程毋得鲁莽作辍而自堕低趣。一般亲友相邀只称遵父言概不领情。家训还要求家庭保持清净纯真的环境,不许纵酒玩乐,不得闲说别人短长,不得牵拉师傅妨碍教育,事事要尽到“长善救失”的教育责任。
  倪元璐十七岁以前,倪涷不让他参加考试,目的是让他静心修身而厚积薄发,至十七岁上果然一鸣惊人,“郡县监司三试皆第一”,为举人解元。而此前不久他所著作的文集《星会楼文稿》竟已“盛传国门”,以至书商一版再版,少年才子名声远播。到十九岁,倪元璐偶作书画题扇,其中一把“九日诗游云间”书扇为当时学术大家陈继儒所见,叹为“仙才”,由此“声誉日盛”。倪元璐还很怪别,他在考进士前一年,为磨练应试能力,事先安排好百余竹笺,每片竹笺刻一个自拟考题,然后每日抽一笺,“屏气凝神,伏而思之”,于是脑子里通盘考虑好文章的“义理、考据、辞章”,腹稿一成,即起身烧掉此笺,不形诸笔墨。如此“岁月之间,胸稿累累 ,果以获隽”——果然一试中榜,并且与堂兄倪元珙成同科进士。
  倪元璐处在晚明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单元:一方面,几朝皇帝权臣政治腐败的积累导致了诸多社会矛盾的激化,国势日渐衰颓;但另一方面,这一末世时期出现了许多极有造诣和个性的文化人,先后涌现诸如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刘宗周、赵南星、倪元璐、傅山等等人物,在文化史和书画史上留下了引人入胜的奇光异彩。其中,倪元璐更是别开生面,尤其是他的书法。书界对他历来有“笔奇、字奇、格奇”之“三奇”,“势足、意足、韵足”之“三足”的称誉,都认为他的字集形、意、气为一体,依意而生、率真天成,把明代的书风推向情与美相结合的道路,臻于“通神”的境界。明史推崇倪元璐作品,誉为“高洁人品渗入纸背,有一种异常气品。”
  名气一大,就有很多人上门求文字笔墨,“得其霏絮,如贫子之拜金璧。”一次有客人拿着上好纸张请他写大字,他写了十个字停下来问这字派甚用场,回答是送某官人,倪元璐很恼怒,“欲遽裂之,客夺而窜。”
  然而,倪元璐视书画为“学问中第七、八乘事”,书画只是他陶冶情操的余事,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在立德建言、为官施政以及研究学问方面。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流传不多的书画以其清峻磊落的人格形像以及在生死大节上的惊人表现,赢得了后世格外的崇敬与赞扬,也成为收藏者们至为宝爱的珍品(二零一零年春,倪元璐一幅画作拍出一千八百五十万元的最高价)。
  倪元璐著作等身,研究《易经》、《春秋》均有专著,另外奏疏十二卷,文集三十余卷,由其子倪会鼎编辑完本存世。
  元璐之父倪涷、弟倪元瓒、堂兄倪元珙、长子倪会鼎等,都是上虞倪氏的杰出人物,志书均有传记,此处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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